高句（gōu）丽（lí）（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 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现又叫 “高氏高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政权，与百济，新罗合称朝鲜三国时代。其人民主要是濊貊和扶馀人，后又吸收些靺鞨人，古朝鲜遗民及三韩人。由于高句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且国土横跨今日的中国及韩国、北韩国，都声称高句丽是自己本国的原始民族。

(资料图片)

“旱牢”是龙潭山城内高句丽时期公元前三十七至公元六百六十七建筑的遗址之一，由花岗岩石块垒砌成圆形，直径10.6米，深2-3米，从不积水。过去曾有人推断是囚禁犯人之所，但经过清理挖掘，并未发现相关证据，后来比较权威的推断是储存军需物资的地窖。

龙潭（水牢）位于龙潭山顶低凹处，乾隆赞其“天池”，赋有“天池澄湛万山巅”之诗句，龙潭即使大旱之年也不干涸，连月阴雨亦不盈溢。民间传说其中曾囚有孽龙，被用铁链锁在潭畔大树之上，清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在此曾重礼谒祀，并旨喻初夏、仲秋之时，由吉林将军率文武官员对龙潭、神树重典而祭，龙潭享祭亦很神奇，《吉林乡土志》载：潭上浮萍，通祭斯开，祭罢，依然封闭。龙潭印月自清以来即为吉林八景之一。

扶余国，“扶余国”又作“夫余国”等，公元前2世纪—公元494年的少数民族政权，是中国东北地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国家，前期王城在吉林省吉林市，后期王城在吉林省农安县。

扶余一名最早出现在逸周书，名凫庾（Fúyú），是九夷之一。松嫩平原上有一种树，树上有种盐可食用，古代部分越人到了松嫩平原，他们把食用这种盐的人叫扶余。

1古国历程

建国（公元前37年-公元52 年）

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记载，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因与其他王子不和，逃离扶余国到卒本扶余，建立高句丽。一些学者认为高句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成立。 “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大多数的史籍认为高句丽建于公元前37年或公元前1世纪中期。据推测，高句丽人在其成立的初期可能是由泦貊人和部分迁移到这一地区的扶余人组成的。 “濊貊人”这一词语最初并非指一个确定的民族实体，而仅仅是中原古代史家对出现在东北这一特定地区的一些古代部族的泛指。在高句丽建立之初，与扶余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中。扶余与中原王朝关系十分友好，为了扼制处于成长期而十分具有侵略性的高句丽政权，中原与扶余在军事上常常协同打击高句丽，相关记录在《三国志》、《汉书》中时有出现。

中央集权化和早期的扩张（公元53-243年）

高句丽建立时靠近鸭绿江地带。

前三国时代高句丽太祖王时期，高句丽从早期的几个泞貉部落国家很快扩张到汉江流域。公元53年，高句丽太祖王，将高句丽分散的5个部落设为5个省，实行集权化统制。56年，太祖王吞并东沃沮。后又吞并东濊一部分领土。随后，高句丽又对乐浪郡，玄菟郡和辽东发动攻势。完全摆脱汉朝的控制。高句丽的扩张与集权化，导致了与汉朝的直接武力冲突。汉朝军事压力迫使高句丽迁都到丸都城。

高句丽与曹魏的战争（公元244年-公元299年）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 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2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复兴与进一步的扩张（公元300年-公元 390年)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70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313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 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中国西汉时期高句丽（乐浪郡）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示意图。

丸都山城。

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342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3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

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新的法律出台。372年立从中原引入的佛教为国教，并依照中原制度建立国家教育机构“太学”。 小兽林王还对高句丽军队进行了改革。

鼎盛时期（391年–531年)

5世纪末时朝鲜三国时代的版图从高句丽好太王继位起，高句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根据好太王的儿子长寿王为他所立的好太王碑记载，好太王在一次与扶余的战役中就攻克了扶余64个城池，1400个村庄。后来好太王兼并了北部的扶余国和靺鞨部落; 在军事上对百济形成了绝对优势地位; 并在新罗与百济，伽倻和倭的战争中迫使新罗屈服。

413年，高句丽长寿王登基。由于百济和新罗的对抗，427年，长寿王迁都到平壤以加强对百济和新罗的控制。长寿王延续了其父好太王的扩张政策。5世纪末，长寿王又吞并了一些扶余，靺鞨和契丹部落; 与北魏交锋; 并保持了对新罗的控制。

内部纷争（531年-551年）

高句丽在6世纪达到鼎盛后，开始逐渐地衰落。 高句丽安藏王被刺杀后，其兄安原王继位。在安原王时期，王室间的纷争加剧。两政治集团对王位继承进行争斗。最後年仅8岁的阳原王登基。不过对权力的争夺并没有结束。反对派的幕僚们开始建设自己的军队，对自己的领地进行实际上的控制。内忧外患，6世纪50年代，高句丽北部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高句丽内部的幕僚争夺依然继续。551年，百济和新罗为摆脱被高句丽奴役的地位而开始联合攻打高句丽。

丢失汉江流域（551年)

551年，百济和新罗联手攻打高句丽。高句丽丢失朝鲜半岛中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肥沃的汉江流域。百济新罗联盟的主战者百济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精疲力尽。553年，新罗以帮百济的名义出兵。但却对百济发动了攻势，最后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怒于新罗的背叛，百济圣王第二年攻新罗西部以报复，但被新罗擒住，后被处死。朝鲜半岛中部的战争，对朝鲜半岛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罗对百济的攻击使百济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新罗由于霸占到了人口众多，富裕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扩张打下良好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大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学到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新罗与中国的直接沟通与联盟最终在7世纪给高句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高句丽与隋的战争

589年，隋灭南陈统一中国后，开始要求周边国家为其臣属，并得到了其中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只有高句丽对此阳奉阴违。598年，高句丽先发制人攻辽西，引发第一次高句丽与隋的战争。当隋文帝准备兴全中原之兵问罪时，高句丽王勿忙上表谢罪，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得到赦免。但是高句丽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当隋炀帝在突厥可汗处发现高句丽的使臣后，开始认识到高句丽是中原潜在的边患。隋丽战争遂爆发。612年，隋的百万大军从陆路和海上攻打高句丽，一路破城四五十余座，后来由于隋军前线将领的指挥不当，造成渡过辽河进攻的3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613年隋炀帝亲征高句丽，但因杨玄感的反叛，造成此次战役取消。614年隋炀帝再次亲征高句丽，因为高句丽连年战事造成国内弊端甚多，而且兵力严重不足，高元闻隋大军已突破重重防线，高元大惧，乃遣使请降谢罪，并交还叛逃的隋将斛斯政，隋炀帝许之，遂班师回朝。615年隋炀帝又打算攻高句丽。但由于隋内乱加剧，攻高句丽的计划被取消。隋对高句丽的战争使隋朝国力锐减，并引发隋末民变。618年，隋朝灭亡。不过隋与高句丽的战争严重的消弱了高句丽的国力，阻止其泛滥崛起的势头。

唐与高句丽的战争和与新罗的联盟

大唐征讨百济示意图。

唐初贞观末期，东突厥基本被消灭了，四夷威服，下面就开始着手收拾高句丽了，用太宗的话就是“为中国报子弟之仇”。贞观十七年（六百四十三年），新罗遣使入朝，述说百济攻占其40余城，并与高句丽图谋断绝其唐朝的通路。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出使高句丽，命其停止争战，遭高句丽权臣、莫离支泉泉盖苏文拒绝，唐太宗遂决定发兵东征高丽。次年十一月，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分道进击高丽。十九年二月，唐太宗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张亮率水军渡海袭占卑沙城; 李绩军攻克辽东重镇辽东城，斩俘两万余人。

卑沙城，又名毕奢城、大黑山山城，坐落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黑山中、南两峰及相邻的山脊上，延绵5000米，是由东晋末年公元404年后在辽东兴起的高句丽人在大黑山修建的山城，是当年高句丽人统治大连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

六月，唐军进至安市城（驻：今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来救援，被唐太宗击败，余众归降，高丽举国震恐。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于九月十八日班师还朝，没有达到征占高丽的预期目的。此次唐太宗征讨高句丽，攻占辽东等十城，获七万余户，斩杀高丽兵4万余人，唐军阵亡数千人，战马损失十之七八。唐太宗回朝后，群臣建议对高句丽派偏师进袭骚扰，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几年后即可使高句丽因粮荒而土崩瓦解，太宗采取了这一建议。以后，唐军采取了对高句丽发动骚扰性攻击的策略，共有以下几次：六百四十七年，太宗命牛进达和李绩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丽，拔石城，高句丽王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六百四十八年，太宗派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3万大军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于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丽军; 655年，因高丽与百济、靺鞨联兵入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遣使向唐求救，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和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 658年，程名振攻克高丽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斩首3000级; 659年，唐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在横山（今辽宁辽阳附近华表山）大败高丽军。公元660年，唐灭百济，高句丽失去盟国，陷入孤立境地。次年，高宗下令对高句丽发动大规模进攻，发 35军，水陆分道并进。苏定方在坝江击败高句丽军，屡战屡胜，进围平壤; 契苾何力于鸭绿水大败泉盖苏文之子泉男生，斩3万人。时百济旧将叛乱，而苏定方围平壤久攻不下，逢大雪天寒，高宗遂于662年二月命唐军自高句丽班师。退军时，左骁卫将军、沃沮道总管庞孝泰在蛇水战败，庞孝泰战死。 这是高句丽灭亡前的最后一次胜迹。

由于泉盖苏文在世期间一直未能采取明智的外交策略，导致唐朝与新罗联合必欲灭高句丽而后快。 泉盖苏文在世时虽然尚能以高压控制高句丽政局，但高句丽内部已经危机四伏，当他死去时，高句丽已离覆亡不远。

高句丽的灭亡

大唐征讨百济和高丽之战。

唐高宗显庆二年（658），薛仁贵又率副将程明振再次征战高丽，破端城、横山、黑山，大获全胜。后又北击号称10万于众的突厥于天山。连发三箭射杀其三员小将，生擒敌首兄弟三人，敌军惊叫四散逃命，留下了“三箭定天山”的佳话。唐兵高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将士长歌入长安”而凯旋。

公元666年，在泉盖苏文死后，世子泉男生代为莫离支，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造成高句丽内乱。唐高宗见状派契毖何力、庞同善等击高句丽，援救泉泉男生。不久，唐高宗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以后一年多时间，各战场捷报频传：李绩攻取高丽军事重镇新城（注：今辽宁抚顺北高尔山城），并趁势将附近的16座城池全部攻下; 薛仁贵在金山击破高句丽大军，斩首5万余级，攻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泉男生军会师; 李绩等攻占扶余城，斩俘万余人，扶余川中40余城亦望风归降，再战薛贺水斩俘3 万余人，乘胜攻占大行城（ 注：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到了668年春夏，各路唐军会师，推进至鸭绿栅。高丽发兵抵抗，唐军奋勇出击，大败高句丽军，追奔 200余里，攻拔辱夷城（今朝鲜永柔境），高句丽其他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围平壤月余，高句丽王高藏派泉男产率首领98人出降。泉男建仍然闭门拒守，并多次遣兵出战，皆败。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全部平定。 唐平高句丽后，分其境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并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检校安东都护，领兵二万镇守其地。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契苾何力（？-677年）甘肃张掖人，铁勒族契苾部人，契苾氏，唐朝名将。出身铁勒可汗世家，后率部归唐。在对吐谷浑的战争中，力俘吐谷浑王，以功尚宗室女。贞观六年（632年），何力与母率领一千多帐人畜迁徙沙州归顺唐朝，被安置于甘州境内驻牧，建铁勒城（今民乐南丰乡铁城村）。后进京朝见太宗，被任为左领军将军。贞观十六年被反叛的部众绑架至薛延陀，唐太宗不惜以公主下嫁为条件换回契苾何力。后作为唐军前军指挥官参加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太宗逝世后，契苾何力欲以身殉葬，为高宗所止。显庆、龙朔年中，与苏定方等人屡征高句丽。后为辽东道大总管，作为李勣副手攻克平壤。死后，陪葬昭陵，谥号毅。

复兴运动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展开了反对唐和新罗联盟的复兴高句丽运动。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原高句丽将军剑牟岑，乞乞仲象和大祚荣等。唐曾多次试图在高句丽故地建立督府控制此地区，但都失败了。唐为管理原高句丽故地而设置的安东都护府，最初是由薛仁贵来管理的。但由吐蕃在西线的压力，唐朝开始羁縻治理高句丽故地，任命高句丽宝藏王高藏为辽东州都督、朝鲜王。后来宝藏王因暗中支持高句丽遗民起义被流放。宝藏王的儿子高德武接管了安东都督府。

剑牟岑最初在百济故地汉城立宝藏王后裔安胜为王，试图重建高句丽，并得到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的支持。但后来由于内部纷争，剑牟岑被谋杀，安胜投靠到新罗。新罗给了安胜一片土地，让他建立了报德国。新罗从未放弃对高句丽遗民的警戒，后来新罗神文王灭亡了报德国，安胜被赐予新罗王室的“金”姓。数千部众被迁移到新罗南部地区，最后被完全同化于新罗人。

后高句丽示意图。

粟末靺鞨酋长乞乞仲象和他的儿子大祚荣原是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698年，乞乞仲象和大祚荣在高句丽故地建立起震国（国名源于唐朝所策封的“震国公”）并占据了原高句丽的大部分国土。乞乞仲象去世后，713年，震国接受唐的策封改名为渤海国。

韩国人在19世纪以前一直不认为渤海国是韩国古代国家。但由于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扩大本民族古代疆土的范围，渤海国被韩国主流历史界划入韩国史。10世纪初，弓裔为反新罗建立摩震国，韩国近代史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后高句丽。摩震国和后来取代新罗的高丽也都自称继承高句丽。但他们只是借用了高句丽的名称，与古高句丽并无实际联系。

唐朝晚期，朝鲜半岛的新罗一度分裂出后高句丽、后百济，但版图均限于原新罗境内，原高句丽版图大部分归属契丹-辽国境内。契丹灭亡渤海同时，朝鲜半岛南部重新统一为高丽，成为后世朝鲜、韩国的前身。

2高句丽的语言

高句丽灭亡之后衰亡，作为一种语言已不存在。有美国学者通过对《三国史记》中地理志部分的地名词语分析，认为高句丽语与日语有着相近的渊源。而也有韩国学者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得出，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泞、百济（统治阶层）的言语属于同系的结论， 他们认为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了扶余语系。 但这只是一种假设。有韩国人无视记载高句丽语特征的历史资料严重不足的事实，声称高句丽语与新罗语是同一种语言，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但这是没有充足的依据的看法。因为高句丽与新罗有着各自的形成史，他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在今天看来虽不远，但在古代其距离足以形成极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而高句丽与新罗文化中的近似部分相当程度是由于他们都从中原文化中学习甚多所造成的。

有中国学者则认为由于高句丽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民族的边疆古国，所以高句丽人并未形成完全统一的语言，比如生活在高句丽统治下的靺鞨人所说的语言相比较于高句丽语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而高句丽在其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也曾统治过部分契丹人、奚人。根据古代史书记载，其境内更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人。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 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 “可以推断至少高句丽的上层与文化人士可以听懂汉语。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语言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并不具有重大的决定意义。我们希望韩国学者能冷静的面对历史的事实，那就是：即便是同一语源、同一种族的人们，经过历史的发展，也往往会形成多个不同的民族国家。比如，同以古拉丁语为语源的古代欧洲人形成了今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而同为日耳曼人，就曾演化出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英格兰人、荷兰人、瑞士的德意志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许多白人。所以，且不说高句丽的语言问题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弄清楚的学术悬案。 即使是在同语言、同 种族的情况下，这些条件也都不是定义古代民族与今天特定民族专属继承關系的标准。 高句丽在古代属于中华文明，所以中国对高句丽的历史继承是合理、合法的。 而今天的朝鲜民族继承了一部分高句丽的土地与文物，也理所当然的对其有继承权。只是这种历史所有权是两国所共同拥有的。

【高句丽三足乌及壁画】高句丽人崇拜起源于中原的神物三足乌。把其当做最高权利的象征，要高于朝鲜龙和朝鲜凤。这与中原人有所不同。高句丽人对三足乌的这种崇拜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有体现。高句丽古墓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的四神崇拜、伏羲与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等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同时高句丽的射猎、战争壁画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边疆民族所具有的尚武好战特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图画在构图等方面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 高句丽壁画是反映高句丽在文化上属于中华文明体系的铁证。

【高句丽中的文化】

高句丽人民以农业、渔猎为生，但农作物产量不多，使人民习惯节食。每年10月举行秋收祭典“东盟”，祭祀国祖神、隧穴神，其间人民饮酒歌舞庆祝。高句丽社会崇尚厚葬，以石为棺，加以金银等贵重陪葬物，外层多次封坟，砌成石冢。婚俗方面，高句丽行一夫一妻制，并允许男女以己意自由婚配，即所谓“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成婚后男方入住由女家准备的“婿屋”，待儿女长大，男方才可携妻儿返回男家。另外，社会对弟娶寡嫂、寡妇再嫁等事是容许的。炎帝曾三次出现在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五号墓四号和五号壁画上，证明了高句丽也是炎黄后代。

3争论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 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 “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 ，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 ），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 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辽宁桓仁-高句丽王城 1

辽宁桓仁-高句丽王城 2

7000座高句丽时代的墓葬在高句丽王城外，位于群山环抱的洞沟平原上。许多墓室里线条流畅、内容丰富并具有传奇神话色彩的精美的壁画是这些古墓的特色所在，虽然距今已有千余年高句丽王城，仍然色彩鲜艳。洞沟古墓群中以将军坟、太王陵为代表的14座大型高句丽王陵及大量的王室贵族壁画墓，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高句丽的历史进程，也是高句丽留给人类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艺术瑰宝。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 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 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 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 （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 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 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 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弓裔在兼并战争中剪除了其他势力，渐渐壮大，孝恭王五年（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曰摩震，年号武泰，911年改为泰封，改元水德万岁，神德王三年改元政开，其疆域北及平壤，南至尚州。

4朝韩观点

（1）高句丽为扶余人所建。 而扶余人是朝鲜人的主要来源之一。 高句丽（卒本扶余）和百济（南扶余）都是扶余国的延续。高句丽被灭之后，其主要居民成为新罗和渤海国居民。而渤海国在被契丹灭之后，其居民大多迁移到王氏高丽。 （注：战争中军队与平民是不同的。新罗灭高句丽后，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鲜半岛的。）在王氏高丽建立以前，新罗贵族弓裔曾要复兴高句丽并建立后高句丽。可见新罗人和王氏高丽人都认为他们与高句丽属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

五代前期，渤海国被契丹所灭，上百万渤海人融入后来的大辽国。

【中国观点】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2）高句丽国曾立国700余年，而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延续这么长时间。其独立性是很明显的。如果高句丽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唐朝就不会帮新罗占领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领土，并让高句丽人在中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

【中国观点】韩国人很为高句丽的历史延续而自豪。而作为中国人来看高句丽历史，通常只是将其作为国家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并不为其感到激动。中国人认为，高句丽国家规模较小，政治控制比较容易的是高句丽立国延续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而韩国人由于普遍缺乏宏观历史视野，所以对一特点显然认识不足。要知道中国早期的朝代周代立国800年，延续时间比高句丽更长。西汉与东汉合计也有四百多年，而在国家规模上，周朝已是高句丽的五到十倍，汉朝则是一个东西跨度万里的帝国，国家规模大约为高句丽政权的七十倍。这与高句丽偏安一隅，割据700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所以用高句丽的延续时间来证明其独立性是很不合理的。

（3）统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有鲜卑族血统的杨氏隋朝和李氏唐朝被汉族赵氏的宋朝所取替。这被中国人认为是朝代继承。高句丽被新罗，王氏高丽取替也是同样的继承关系。（注：这种继承关系是指对朝鲜半岛霸主地位的继承。）

【中国观点】统治者的姓氏和民族更替当然不能作为朝代更替继承的标准。问题是王氏高丽时期的人也不认为王氏高丽是继承的高句丽。在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中，我们无论是在该书的体例编排，还是内容的详略程度上都可以了解到王氏高丽人是以新罗为正统的。韩国古代历史学者的金富轼并不认为王氏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时期的作家崔瀣在其《东人文序》里说的：“东方远自箕子始受封于周，人知有中国之尊。在昔新罗全盛时，恒遣子弟于唐，置"宿卫院" 以隶业焉。故唐进士有"宾贡"科，傍无阕名。以逮神圣开国，三韩归一，衣冠典礼袭新罗之旧。传之十六七王，世修仁义，益慕华风。西朝于宋，北是辽、金。熏陶渐渍，人才日盛，粲然文章，咸有可观者焉。 （[韩] 民族文化推进会：《韩国文集丛刊》第三卷，汉城市，1990年，第27页; 崔瀣传在《高丽史》109卷， 列传22）

崔瀣作为新罗大儒崔致远之后，由于家学渊源，其对文物制度的改换应是相当的了解的。他认为王氏高丽是新罗的直接继承者，正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後人们确实是把高句丽与（王氏）高丽混为一团而忽视了新罗才是王氏高丽的前身。王氏高丽与高氏高丽在领土范围与人民民族构成上均有重大差异，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王氏高丽以高丽为名体现了王健意图利用中国处于五代短暂分裂的状态而北进侵入中国领土的野心。而这一野心随着宋的统一及辽的强大而告终。

（4）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目前中国境内，并不能说其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况且部分高句丽领土位于朝鲜半岛。

【中国观点】事实上，没有中国学者说高句丽只属于中国历史。 反到是韩国企图排他性的继承高句丽所有的历史遗产。韩国人一再强调“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汉人统治甚弱。 “无非是要割裂中国东北与母体的历史联系。本人曾阅读过多部韩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中国”只与汉族相关。而并不把少数民族当作中国人。他们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今天的汉族正是吸收了“中国东北在历史上主要为少数民族所统治”，这一韩国式论断中的“少数民族”而形成的。所谓“历史上统治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包括了渤海人（韩国人认为渤海国人主要逃入朝鲜半岛毫无根据）、辽（契丹人），金（女真人）” ，而清代统治东北地区的满族，在当代更是已完全融入中华文化的中国公民。这一切事实都无可质疑的说明了中国对高句丽历史享有合理的历史权益。高句丽历史由中、朝、韩共同享有是可以的，而来自韩国的任何企图从中国历史中割裂高句丽史而进行排他性占有的企图都是荒唐的。

（5）朝鲜许多王朝和国家，比如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曾被中国中央封建统治阶级册封。这并不代表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观点】这种看法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虽被册封，但并未象高句丽那样在古代被中、韩灭亡与吸收。他们现在当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古代的某一特定时间曾接受中国的管辖则不可否认），而高句丽属于一个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古国，他的历史遗产，包括人口与领土与古迹已分别被现代中、朝两国继承与接收。所以高句丽当然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同理，朝鲜也可以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历史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文化上，包括一部分高句丽人都从中华文明中获益甚多，承认这一点，并不会影响其民族今天的独立与发展。相反，会成为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基础。

（6）高句丽民俗和文化与朝鲜人相似。

【中国观点】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今天的韩国人、中国人在物质文化上都已经西方化，韩国更是亚洲最大的基督教国家。难道我们要说韩国人与欧洲人文化相似，所以韩国人继承了欧洲人？这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些文化的相似现象，只是说明了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人类的文化是在迅速传播中并且互相影响着的。 高句丽的历史是很明确的，它是一个灭亡了的古国，其人民被中、韩古代国家吸收了。 所以在朝鲜或韩国保留了与高句丽人相似的生活习俗是可以理解的。

1392年9月28日：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

东北民族的四大族系：肃慎族系、秽貊族系、东胡族系、华夏族系。

索离(濊貊北支）分布图。

新罗人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而高句丽人起源于东北地区的秽貊人，他们或许有种族上的联系，但起初只是各自在隔绝的地理空间发展着，肯定并非同一民族。高句丽被列入韩国历史体系源于韩国古代历史学者金富轼编写的《三国史记》。 从《三国史记》中我们可以知道，作为新罗直接继承者的王氏高丽人并未自居高句丽后人。金富轼将高句丽作为“海东三国”与新罗、百济同列一书。而“海东三国”这一划分，就和现在我们所说的“东亚国家”，“ 欧洲国家“，”远东诸国“是同一类型的提法。其中并不包含有同种族，同文化，同语言，同国家的价值判断与暗示。

距今2万年左右，中亚一部分黄人向东进入今天的长城一线，形成阿尔泰部落，其中游牧在河套、黄土高原的为突厥群，部分突厥同化了更早到达这里的吐火罗人（白种人）。游牧在河北平原为东胡、蒙古群。游牧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的为通古斯群。1.6万年前，中国南方的一部分百越、三苗部落占领环黄海、渤海一带与通古斯融合为新的民族---东夷。孟子认为舜是东夷，《孟子•离娄下》有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 齐国、燕国是典型的东夷族国家。东夷人在东北进一步与通古斯结合形成秽貊族。朝鲜民族就是秽貊的后裔。未与百越融合为东夷的通古斯部落迁往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演变为鄂温克、肃慎民族。

肃慎族系肃慎族系就是通古斯族系，通古斯族系在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广泛分布，在中国有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肃慎在东汉及魏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以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最强大，黑水靺鞨在辽金宋元明时期叫女真，满族是由建州女真联合其它部女真发展而来，赫哲族是野人女真。

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赫哲

东胡族系东胡族系有乌桓族和鲜卑族，鲜卑以拓拔、宇文、慕容鲜卑。宇文鲜卑在唐朝时期发展为契丹族，达斡尔族是契丹的后裔; 锡伯族来自拓拔鲜卑; 拓拔鲜卑在大兴安岭地区演化为室纬，蒙兀室纬是蒙古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鄂伦春族也与室纬有渊源。

东胡→鲜卑→契丹→达斡尔 \ 鲜卑→室纬→锡伯、蒙古、鄂伦春

秽貊族系东北地区的秽人、高夷、良夷、貊人（发、橐离）统称秽貊人。战国以后出现秽貊新族称扶余、汉代叫高句丽，高句丽也是今天朝鲜、韩国人的祖先。东北的朝鲜族不是由高句丽直接发展而来，而是明清时期由朝鲜半岛的朝鲜人迁徙而来。

秽貊→扶余→高句丽→高丽→朝鲜人、韩国人、朝鲜族

华夏族系华夏族系就是汉族，自汉族形成后，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汉人进入东北，以明清民国时期为多，特别是清朝顺治八年以后，即所谓的闯关东者。回族来东北的情况和汉族类似。

高句丽所属区域示意图。“高句丽”作为一个公元前113年的地理名词就出现在《汉书》中。

【濊貊】是东北的古老的地区民族，又称貉、貉貊或藏貊，古文献称之为“白民”，“毫人”或 “发人”。 濊貊族是由濊人和貊人汇合而成，以农业城栅为特点，不同于游牧族。濊貊族在夏商之际广泛分布于南起辽东半岛北至松花江流域中游的广大地区，濊貊主体在关东，周灭商后逐渐迁至其他东部地区，另有一部分濊貊人迁至古朝鲜半岛北部（汉四郡地区），最远到汉江南北两岸都有濊貊人的足迹。

公元前约1800年，肃慎以南的惠（泞）、漠（貊）两族逐渐迁徙在喜都（今长春）融合成为惠漠（泺貊）部族），为了纪念两大部族融入肃慎王国，肃慎王遂改国号为德惠 （得濊），改“喜都”为“合龙（合隆）城”。西汉时期建立扶余国，渐与中原东汉文化交流。“道教传入扶余，全民信仰灌口二郎（考满语”关口二郎“当为灌口二郎转音，实为秦太守李冰次子），城内有许多二郎神庙。改国都合龙城为“天罡城”。此时人口已经过万，城墙和宫殿也改为石质建筑。在此后漫长岁月里，这座古都虽改过很多不同名字，但一直是东北古代王国的王都。

《连环画》中的大唐将军薛仁贵出征。

濊貊族由于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历史分布，成为今日中韩学者争论的根源。朝鲜半岛的濊貊人在高句丽征服半岛北部后融入高句丽，成为高句丽人族源之一。 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高句丽王室贵族与40万百姓被唐政府迁往内地，在高句丽故都平壤则设置安东都护府进行统治。 此时吐蕃北犯吐谷浑部，西陷龟兹，唐朝西陲震动。唐政府被迫派刚刚平定高句丽的检校安东都护薛仁贵率军10万西援吐谷浑，辽东防务一时空虚，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趁机侵扰唐熊津都督府所辖的前百济旧地，并暗中鼓动高句丽遗民叛乱， 从而爆发了唐朝新罗战争。670年，高句丽遗臣“大长钳牟岑（《三国史记》作剑牟岑）率众反，立藏外孙（一说为宝藏王庶子）安舜为主” ，率众反唐，并派信使到新罗要求新罗承认其合法地位。当时的新罗正忙于抵制唐在朝鲜半岛建立安东都护府，于是马上承认了安舜的高句丽王位，并提出相互联盟反唐的建议。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经过四年的战争，才最终平定了高句丽遗民叛乱，安舜逃到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随后唐高宗又以新罗王金法敏“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为罪名讨伐新罗，但是由于吐蕃在西南的崛起，唐廷已经不能全力经营半岛，故在已经击败新罗的情况下，于上元三年（ 676年）二月正式将安东都护府治所迁往辽东故城（即今辽宁辽阳），从而将百济故地以及包括平壤在内的大同江以南高句丽故地让予新罗， 使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唐仪凤二年（677年）二月，唐朝将安东府再次迁治新城（今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同时任命原高句丽末代国王、工部尚书高宝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史称：”（高藏）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高句丽族人）皆原遣。 “金毓黼先生认为，高句丽遗民的反抗迫使唐廷在辽东采取羁縻政策。唐朝让高藏这时返回辽东，无疑是羁縻政策的具体表现。但同时将大批已迁中原的高句丽族人遣归原籍，却与当初削弱高句丽的初衷背道而驰，无疑为辽东再次增添了不安定因素，也为高藏日后谋叛埋下了伏笔。此后高藏企图联合靺鞨复兴高句丽，事发后被流放邛州，但高句丽遗民的反抗仍未停止，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契丹发动叛乱，原依附于高句丽的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及其子大祚荣趁机“ 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翌年，乞乞仲象卒，武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伐，大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进行抵抗，击败了李楷固大军的征讨，随后在圣历元年（ 698年）正式建国，自号震国王，之后在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 渤海郡王 “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

渤海鼎盛时期的版图。

之后在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再次迁治平州（今河北卢龙），已经离开了辽东地区，说明此时唐对东北的控制已变得薄弱，其后果是动摇了当地居民继续留居辽东的信心，大批高句丽遗民转而投附新兴的渤海地方政权。 “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 “渤海国统治了日本海沿岸原高句丽境内的许多地区，居民中又有大量原高句丽的遗民，因此也有”高丽国“这样的别称。 渤海国存在至926年才为契丹所灭，此后高丽与朝鲜王朝的向北扩展，又陆续取得了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大片土地，将版图推进到鸭绿江与图们江一线，进而又驱逐了当地大量的泦貊后裔及女真等民族。 从以上的历史可以看出濊貊民族最终是融入到中国的血脉中，无论从历史分布区还是民族归宿来看，中国有继承，今天朝鲜人的基因呈现出明显的“南男北女”特征，即父系以起源于东南亚的” “三韩”为核心而母系又以起源于西伯利亚但不同于满蒙等阿尔泰民族的基因为主，从姓氏可知朝鲜人很少有来自北方高句丽民族的血统，因此濊貊的历史应由中国来继承，就像高句丽的历史一样。

渤海石灯幢。

濊貊立国

据《三国志· 魏志· 夫余传》记载：“夫余...... 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 “濊城，即为濊人所建的城。 吉林市龙潭山下的古“濊城”，是秽人的活动中心。周成王在洛阳召开的成周大会，东北地区到会的“肃慎、秽、良夷、高夷、孤竹、不屠何”等东北夷，其中“秽”的代表，就应该是居住在 “濊城”的濊王，其“濊王之印”，亦为中原王朝所赐。

吉林省吉林市的龙潭山遗址公园。

濊貊人的北支为索离族，饲养猪、马、牛，又善于狩猎。索离人生活在嫩江以东、松花江以北的松嫩平原地带。嫩江下游肇源县白金宝遗址就是索离人的文化遗存。索离人的社会内部已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已跨入文明的门坎。索离族人东明称王，不用濊族和索离族名，而采用凫臾族名，中原汉族王朝译作夫余，后改为扶余。夫余是汉朝在东北的地方政权，汉时受玄菟郡管辖，汉末三国初改属辽东公孙氏，晋朝时由东夷校尉管理。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以辽宁省昌图县以北，吉林省洮南县以东，至吉林省双城县（今黑龙江省双城市）以南是夫余人文明的发祥地。肇源县望海屯遗址、杜尔伯特自治县官地遗址、富裕县小登科遗址。都属于夫余族文化遗址。同属于濊貊语族的还有，高句丽、沃沮等。夫余族居住的中心在今吉林农安，到魏晋南北朝时，夫余族经过几次变迁，大部分同东胡、肃慎的后裔以及高句丽和汉族人融合了。

濊貊消亡

在五世纪末，夫余被东部勿吉族和高句丽打败。残留嫩江中游东岸的夫余人改称“豆末娄”、“达末娄” ，主要生活在以乌裕河为中心的地区，已经建立起奴隶制性质的政权，生活是以定居的农业生产为主。后来，在东邻勿吉人的进攻和西邻室韦人的袭扰下，主动与中原政权建立贡属关系，从北齐直至隋唐之际。根据考证，豆末娄的前身是在族属上与北夫余有关的北夷索离国。 豆末娄在八世纪初，被黑水靺鞨及室韦诸部所吞并。至此，松嫩平原上濊貊——夫余族系统已经完全融合到肃慎和东胡系统之中。而迁徙到朝鲜半岛北部的濊貊人则在高句丽进军半岛后被高句丽征服，成为高句丽的居民来源之一。至此濊貊人在历史上完全消失。

（7）中国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都是传说。对檀君朝鲜真实性的攻击是不应该的。

【中国观点】檀君朝鲜的真实性毫无历史遗迹作为支撑和证明。在中国境内现在已发现了大量夏朝同时期以二里头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古迹。即使不谈夏朝，开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中国商代文明的遗迹、文物、文字资料都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仅仅用一个神话来证明自己历史的悠久和民族的伟大。而朝鲜人证明自己历史悠久和伟大的却只有一个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檀君神话。

（8）中国以前一直认为高句丽是朝鲜三国之一。这也是世界学术界的共识。东北工程是利用学术搞政治。担心南北朝鲜统一后， 韩国会提出领土要求。

【中国观点】学术研究的深入会带来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世界学术界并未形成高句丽“仅仅”属于韩国历史这样的共识。如果真有这样的共识，那么一定会有一系列的英文论文来论证这一点。我们很乐意见到韩国历史学界提供这样的论文资料。中国对东北领土的主权是历史形成并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中国人根本不会担心一个历史上的古国的历史归属会带来失去领土的后果。这种逻辑是可笑的。在当代，任何领土主权的变更都只能是战争的结果。

5被中国史书混淆的高句丽和王氏高丽

高句丽灭亡后250年，三韩人王建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高丽国，史称王氏高丽，朝鲜王氏高丽王朝源名于高句骊，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而不是一体相续的朝代，因为王氏高丽与高句丽领土95% 以上不重合，语言不同，历史年代跨度过大（超过250年的差距），这是研究高句丽历史必须严正注意的问题。所以，高句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地方政权。 对于历史不能模糊，这也是防止韩国极端民族主义者觊觎我国东北领土的证据之一，不可偏谬。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 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 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着，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 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 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 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 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 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着，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干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 《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 《皇灵》，述延年辟谷; 《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 （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 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 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 »卫氏朝鲜······ »汉四郡······ »高句丽······ »东徒复国······ »王氏高丽······ »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 »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 "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 “合理化。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 “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6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 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 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附于篇后。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 、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3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 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 《三国志》卷3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3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 “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

（一）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二）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三）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

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

在中国的影响下，在汉王朝控制力难达到的边远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随着东亚只有中国的时代的结束，东亚各国如何相处这一新的问题也摆在了各国统治者特别是中国统治者的面前。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传统政治理念出发，不承认东亚存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国家，仍旧在进行着将全部东亚，也就是当时的全部已知世界纳入中国一体统治的努力。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朝鲜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这是因为，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663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 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 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 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亚各国的形成过程表现出很明显的次生性质。有已经步入成熟国家的中国作为模仿对象，使他们不必再摸索自己独特的国家演进之路。这极大的加速了各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就走完了中国用了两千年才走过的从早期国家向成熟国家的演进之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自己的特殊性，各国从政治制度到文化、风俗，都受到中国的深刻影响，表现出与中国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不仅成就了中国“天朝大国”的梦想，也造就了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自卑感，这是东亚封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圈形成的基础。

明朝创立者朱元璋宣布15个不征之国，则标志着中国正式承认了东亚其他国家作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不再试图将其纳入中国的一体统治之中。从此，中原王朝在实践中却不再将与周属国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之间关系的延伸，也不再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这种关系，而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处理与这些属国的关系，即封贡体系或宗藩关系。中国与韩半岛的关系不仅较早步入封贡体系，而且一直是这一体系的典型，对后来中国全面确立的东亚封贡体系具有示范意义。

1392年9月28日：李成桂改国号为朝鲜。

李氏朝鲜之初，李成桂为了巩固统治，积极参与明朝建立的封贡关系。在他即位之初的半年时间里，就先后9次遣使明朝，说明国内政权更迭的原因，请求明朝皇帝更赐国号，以求获得明朝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朱元璋不仅承认了朝鲜，而且明确提出：“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明太祖实录》卷221）“在赐李成桂国号”朝鲜“后，朱元璋 说的也很明确：“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明太祖实录》卷225）”

李成桂是元朝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李子春的嫡长子。1356年，李成桂与其父帮助高丽王朝恭愍王收复双城总管府后归附高丽。由于在抵御元朝红巾军的入侵中战功显赫而被提拔。1392年，李成桂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定都汉城。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高丽大将李成桂把高丽末代王恭让王撵下台，夺取了高丽政权，自己建立了新的王权—李氏王朝。朝鲜王朝建国初期与明政权的关系，在朝中交往关系中虽然极为重要，但朝鲜与女真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朝鲜外交关系史中更据有重要的地位。

李（成桂）朝初期对女真人的政策，继续了王氏高丽的传统，既有武力弹压征服手段，又有授予官职招抚怀柔之策，于是原元代合兰府（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南五里）等辖区的部门女真人接踵归附李氏王朝。

而朝鲜积极主动地奉行事大政策，与明朝奉行德化外交相辅相成，使双方之间建立的封贡关系更加牢固而持久。事大保国成为朝鲜世代遵循的国策，而明朝在贯彻“不征之国”外交方针的基础上，把朝鲜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明朝与朝鲜之间的封贡关系成为东亚封贡体系中的典范。

【明朝-女真-李氏王朝】《李朝实录》记载：自上（李成桂）即位，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满，皆来服事，常佩弓剑入卫从征伐。如女真则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 等是也。上即位，量授万户、千户之职，使李豆兰招抚女真。被发之俗，尽袭冠带，改禽兽之行，习礼节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編户，且耻役于酋长，皆愿为國民。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置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文武之政，于是毕举。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江外殊俗，至于具州，闻风慕义，或亲来朝，或遣后辈，或委质随侍，或请受爵命，或徙内地，或进土物者，相继于道。

可见，朝鲜方面把拉拢女真各部，作为其向中国纵深扩大势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方案来进行，李成桂一方面表示向明顺服，另一方面，却不甘于满意明朝对其做出的巨大让步——明朝单方面割让了本来属于中国方面的朝鲜半岛北部的全部领土，从汉朝到元朝，朝鲜半岛的北部都是中国的领土，明太祖为了对李成桂从内部推翻王氏高丽表示感谢和支持，从而搀扶起一个“反元亲明 “的朝鲜政权，而将这一地区永久性的割给了朝鲜。

可以说，明朝方面为了“安内”而作出的让步是中华诸王朝有史以来对朝鲜方面最大的一次，但尽管如斯，以造反起家的李成桂仍不满意，利用女真人对新王朝的不了解，以及朝鲜、女真两族在文化上相似的上风，鼎力拉拢和收买女真部族，收为己有，使其孝忠于自己，并企图能过获取一种“女真各部实际上的宗主国”的地位，而获得征服全东北的野心。

李成桂死后，其第五子李芳远用阴谋的手段，推翻了在位仅一年的定宗，即国王位，是为太宗。太宗王即位后，即在其父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北扩政策，将实在际控疆域大片的向北扩大，用武力征服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不断的兼并女真各部及其领土。

在对图门江以南咸兴以北的女真之地的扩张过程中，朝鲜与明朝的终于发生了冲突，二者明争冷战，李远芳一方面对部门见利忘义的女真首级进行利诱，另一方面，对坚持忠于中国的女真部族进行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在此期间，李远芳不断制造中朝边境的冲突成为当时中朝关系的一个凸起点。在明朝建国初期，由于要集中气力进行北元的战役，必需确保东北有一个明确支持自己的势力存在，因而对于李氏朝鲜一直采取容忍的政策，李远芳利用这一有利前提，将势力扩大到了对东北深入的女真部落的渗入渗出。

胡里改部，又称兀良哈部，是元代五万户之一，最早栖身在松花江下游的黑龙江省依兰地区，元朝末年南迁，长期假寓在牡丹江一带，因当时的牡丹江称胡里改江，因此称胡里改部。

1392、1395、1398 这几年里，胡里改部首级阿哈出，数次来到朝鲜向李成桂朝贡，李成桂则对阿哈出授予官职，使其“纳税服役，无异于编户”。1403年，朝鲜李朝太宗三年，大明永乐元年，大明成祖朱棣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对北元已经处于绝对压倒的上风，基本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华正统王朝的地位，再不能坐视朝鲜蚕食自己的疆域和人口了。

明成祖开始恢复对东北地区设置官员和地方政府，力图恢复中心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明代的东亚的封贡体系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有着实质性的内容。这不仅体现体系内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也体现在安全与政治的领域上。在某种程度上，明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古典形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同盟。在公元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驱动下的日本悍然发动侵略韩半岛的战争，在短时间内，李氏王朝即丧失了大部国土，国王逃到临近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向明庭恳请” 内附“。

明朝为了援助友邦并粉碎日本东进大陆的企图，派兵入进入韩半岛参战，在韩方的协助下与日寇血战七年。最终将日本军队逐出韩半岛。战后，明朝即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从韩半岛撤军。在历史上这些以鲜血为代价的帮助背后，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韩民族所能表达的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善意。

但是韩半岛的历史学家却并未能客观的对待这段历史，2003年在韩国全国播放的百集长篇连续剧《不灭的李舜臣》中，明军的形象不但被丑化，作用也被贬低到极致。这些令人不快的现象根源于韩国民间蕴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使人不能客观看待历史的思潮，从长远来看，对中韩关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不灭的李舜臣》是韩国一套以朝鲜王朝壬辰倭乱时代的民族英雄李舜臣的生平而编写的电视剧，根据两部名著金薰的《刀之歌》（칼의노래）和金琸桓的《不灭》（불멸）改编而成。剧中过分丑化明朝及美化当时的朝鲜。

经历王建高丽与李氏朝鲜时期而发展成为现代韩国的。理解韩国历史要注意区分两个要点。其一、王氏高丽区别于高句丽，前者是韩半岛南部三韩民族建立的古国，后者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古国。其二、李氏朝鲜区别于“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李氏朝鲜原由古新罗国和王氏高丽国发展而来，而“朝鲜”二字原为汉语词汇。这一名称被用来称呼韩半岛国家，始于明太祖对韩半岛李氏王朝的赐名。同为“朝鲜”，但两者的民族构成与历史归属都是不同的，“箕氏朝鲜”与” 卫氏朝鲜“属于中国历史体系，而李氏朝鲜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古代高句丽曾占据过古朝鲜的领土，但古朝鲜为中华古国，所以高句丽仍为中国东北古国，以区别于三韩民族建立的王氏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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